摘要:舆论引导最终引导的对象,就是“舆情”。这个舆情,有客观成分,比如某些热点的聚集、突发,也有主观成分,就是受众的情绪问题。 忽然之间想到这个问题:舆情,会传染吗?舆情,就是“舆论情况”或者“舆论情势”。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的意愿。既然和“意愿”有关,毫无疑问,它也会和“情绪”产生关联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把舆情的“情”部分理解为“情绪”,也无不可。
情绪的传染性,已经得到了科学家的证明。一家人都笑,你也会忍不住笑;大家都哭,你也会悲伤;大家都怒,你也容易“一点就着”。
那么,和情绪有关的“舆情”是不是也会传染呢?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,这种情况即便有,也很难找到证据;新媒体时代,证据就随处可见了。
1月23日,云南昆明发生一起突发事件,歹徒劫持了一名初中生。和歹徒谈判过程中,一名警察不惜跪下恳求歹徒放过孩子,用自己来替换人质。照片在网上流传开来之后,很快有人做了对比图,把一张国外警察跪地压住黑人男子脖颈(最终致其窒息死亡)的图片和中国警察下跪恳求替换人质的图片组合在一起,对比十分鲜明。这张图片迅速成为当天最火的图片。网友的情绪被点燃,感动之余,大量转发。
这种舆情,明显是带着“情绪”的——感动,感慨。没有情绪上的感染与连接,这种正能量满满的“舆情”就不太可能出现。
情绪是一种主观因素,很容易相互感染,而且往往缺乏理性。如果没有这张下跪的照片,网友情绪的焦点会聚焦于“痛心(对孩子)”“愤怒(对歹徒)”等负面情绪上。负面情绪出现,也很正常;但这种情绪一旦相互传染甚至扩大化,带来的后果更难预测、更不可控。
国外有专家做过调查,媒体每报道一次自杀事件,都会有人将存在已久的自杀念头付诸实施。工作时间长了,媒体人也会有这样的经验:某地出现一个比较轰动的恶性事件之后,不久类似事件又在其他地方上演。存在心理障碍或者性格比较极端的人,不仅会因为某些事件而出现“情绪传染”,甚至会产生模仿行为。
舆论引导,是媒体工作的重要内容。所谓引导,最终引导的对象,就是“舆情”。这个舆情,有客观成分,比如某些热点的聚集、突发,也有主观成分,就是受众的情绪问题。
同样的事件,关注不同的角度,带给受众的情绪,可能完全相反。聚焦于黑暗面,受众会觉得压抑;聚焦于凶杀,受众会缺乏安全感;聚焦于丑恶,受众容易愤怒;聚焦于无聊的事情,受众会焦躁。
黑暗、丑恶之类的负面素材,当然应该揭露,但需要注意角度问题。毕竟媒体人不能“牺牲自己、恶心别人”,毕竟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除丑恶,让所有人都阳光快乐。
情绪的传染,会带来连锁反应,好情绪的传染让社会更和谐,坏情绪的传染让社会更混乱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媒体可谓责任重大。
舆情既然与情绪有关,就要注意情绪的“对抗性”特征——也就是说,受众对自己不满意甚至鄙视的内容,会有反感情绪。考虑到这种情绪,太生硬的舆论引导,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:受众明明看了不高兴,媒体还引导他们去笑,怎么可能呢?有些事故报道,媒体过于迎合有关部门,把抢救描述成“胜利”,就很容易引发受众反感。事故救援不是不可以取得“胜利”,但一定要站在观照人性、生命第一、直面问题的基础之上。
除了要考虑受众情绪,对新闻事件当事人的情绪,也要考虑周到。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:节日走访贫困户,贫困户拿着钱或者慰问品与工作人员合影。贫困户窘迫的表情,难道就没人看出来吗?这样的照片,只会引发受众反感,有的甚至被炒作后成为新的舆情。
舆论的情绪,一方面源于报道传递出的情绪,一方面源于受众对报道进行解读之后产生的情绪。前者容易把控,后者则不可控。受众看了报道之后,会从哪几个方面解读?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?这是媒体人在刊发报道之前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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